全国性基金预算收入31479亿元同比下降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是十四大确立的。

此种模式的缺点在于，相当数量的农民不能永久转移入城镇，年老回乡，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可能很快，而且，相当多数量家庭的夫妻子女长期分离，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耕地保护不好，粮价上涨过快，不是一件好事，而房价飞速上涨，居民住不起房，对社会安定也不利。

一些中高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一些有未来收入预期的城镇居民，其住宅应当由自己筹集资金，包括按揭贷款等方式自行购买。放宽小企业的注册登记门槛，简化注册登记手续和步骤，取消许多领域注册登记的前置审批;取消企业的各种工商等年检，年检费用由进行年检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承担;清理政府各种文件和法律法规，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消除各种寻租设置;对城镇中的流动商贩，农民从事小商小贩，网开一面，实行较为宽容和灵活的管理体制;集中、统一和减少审批、许可、监督和执法，加强事后管理，放宽事前准入;建设政府行政事业服务大厅，实行一站式办公，普及电子政务，真正实现政务公开和阳光化;清理各种收费，取消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其机构、人员、公务费用一律由财政拨款支付，不得建立收费供养的政府部门和事业性机构;大力发展民间小银行机构，使创业和小企业有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第二，政府在解决住宅问题中的作用。这是经济内在的规律，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和否定的。一是租住和购买居住形成合理的配置。

住宅价格与股票价格不同，虽然它在统计中为资产价格，不在消费价格指数中，但是它又有投资和消费双重性质，居民1/3的消费支出用于居住。解决中国城镇住宅问题的思路思路，就是解决住宅问题大的框架性和方向性的筹划。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

不能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是因为中国有着更强的金融监管。短短几个月，释放出这么多的流动性，能上的项目上，不能上的项目也在上。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尽量回避湖南人那种革命的情怀，现在应该强调商业伦理，向浙江人学习。对于这种现象，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自然感到高兴。

政府的开支，会比现在的３０％的比例更高。■时报专访■本报记者 张剑荆 李雨谦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恩赐。

请来的教授，一与日本沾边，就有很高的溢价，过了几年，当我回到耶鲁当教授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谈日本了。这听起来像武侠小说一样。面对危机，有时我们显得过于乐观。我没有忘记那时形成的观念。

如果不讲信用，这个社会怎么才能合作呢？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贡献很大中国经济时报：金融问题有较高的门槛，似乎总是精英们的事情，与小老百姓关系不大。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以前，百万富翁都是年纪很大的人。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文章里，我感觉到了来自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气息。

但这又开始让人们担心经济模式转型是否被延误。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内一些场合，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老师不行了。

坦率地讲，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浙江的商业信用是最好的，守规则，讲信用，遵守契约。

我估计，从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将逐步回暖，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证据。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破坏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负面的。这样才能增加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而有时很悲观，总是想，今天风大，明天风更大。为什么西方能够兴起？为什么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落后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金融逻辑。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国培养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前景就不会太好，让中国金融行业增加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放开。

中国经济时报：你与杨小凯都是湖南人。另外，也要允许哪怕是单向的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汇储备的压力。

资本市场使未来的现金流有了一个变现的机制，从而出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现象。我担心从危机中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继续强化国企、央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国进民退，就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结论的反映，从长远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就业，这对就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破坏性的。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持续增长，要降低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经济依赖自身需求来增长的话，别无选择，必须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管制。在中国，谈到要不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那些有钱的金融家、金融企业赚钱变得更为困难，但实际上，加强金融监管对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损害更大。１９７７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上大学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的前程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充满了担忧。但是我们有理由为以后担心。

金融对社会更广大的影响、贡献到底是什么？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很少谈的问题。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的，所以也就没有外汇储备不断膨胀的问题。

过去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坊间流行的金融阴谋论，陈志武则高兴不起来，他说，阴谋论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过瘾，但其实它就是一种迷信。

为了应对危机，有些措施是必要的。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正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改变社会的理想，使我放弃了工程学，促成了我专业的转变和转型。

但是金融阴谋论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受到追捧，是一个理性社会、强调逻辑思维的社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种创新能力是后天催化出来的，不是天生的生物基金决定的。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靠迷信来看待事情的倾向，在中国文化中，在文学作品中，围绕那些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又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现象，人们提出各种各样没有经过验证、也没有经过实证数据推敲的理论，用牛鬼蛇神解释很多事情。资本市场在中国也刺激了创新文化，使李彦宏、江南春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都成了亿万富翁。

你是金融教授，刚出版了《金融的逻辑》，虽然也常回国，但毕竟是在美国任教，所以大家希望多听听你的看法。你知道的，中国出现了金融热。

但是有了股市，像盖茨、戴尔等年轻人，二十来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德克萨斯州一位很有名的参议员一直强烈反对取消高利贷公司，他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母亲有１２个孩子，那时很穷，父亲去世早，他的母亲就是依靠这类公司贷款使他们一家住上了房子，供孩子上学，如果当时这类公司被监管掉了，他的母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金融监管的看法不应该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瓶颈状态这样的环境脱离开来，不应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可以让老百姓、家庭和法人企业直接去海外投资。